grace and sin

如果你本来应该受刑罚，却有人为你承担了刑罚，并且得到了赦免，这就是恩典。

如果你本来可以自由地获取信息，自由地在自己的国家迁徙，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却被恐吓、压制和伤害，这就是罪恶。

new gen comes

这个礼拜将是意义非凡的。

中国大部分的高校将在这个礼拜迎来2009级的新生，按照最通常的情况，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将是1990年之后出生的。而今天大部分专注校园事工的基督徒，通常是1970到1980年代出生的，也就是说，他们极有可能要面对年龄上的巨大差别带来的交流鸿沟。

对于即将进入大学的大部分学生来说：

- 他们来自更彻底的“一胎化”的家庭环境 → 他们在人际关系上会更困难吗？
- 他们更可能来自城镇而不是农村 → 他们对物质有更多追求吗？
- 他们的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远比他们的前一代人要高 → 他们的想法更多样化吗？
- 他们享有的高等教育资源更多却更稀薄 → 他们的人生价值能够在大学期间被塑造吗？
- 他们青少年时期经历的是中国经济到目前为止最繁荣的阶段 → 他们更乐观吗？更难适应艰苦的环境吗？
- 他们学习外语是从小学、而不是初中开始的 → 他们的汉语表达更贫乏吗？
- 他们可能认为互联网和手机就如水电一样平常 → 他们的交流更频繁但是更难深入吗？
- 他们从小接触的出版、媒体和其他传播渠道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 → 他们了解更多东西但是却更碎片化吗？
- 他们生活在更严格的言论审查制度之下 → 他们是否更不关心政治？
- 他们性成熟的年龄更低，性经验更丰富 → 他们的道德是否更相对化？
- 他们生活在竞争更激烈环境更恶化的时代，他们也更了解外面的世界 → 他们更愿意离开这个国家？他们的理想完全是个人主义式的吗？
- 他们……

仅凭猜想，我们是无法确知他们的面貌的。所有服事学生群体的工人们，准备好！我们要进入他们当中，开始面对新的一代人了！

cheap ticket i hate

在北京站的地铁口是长长的一列队伍，因为进地铁的安检在这个人流量巨大的地方成为一个交通的瓶颈。但是更让我没想到的地铁售票处写着“票价2元”的标识。难道地铁也通票了？而且还这么便宜？

我递上10元钱，报上目的地，但是售票员并没有理我，直接扔出一张磁卡票和8元找零。身后长长的队伍使我不敢再多问一句，带着一点惊惧进了站。直到出站口的验票机满意地吞下我的卡，闸门也顺利打开，我赶紧通过闸机出了站，才肯定了这个事实：就是2元！

但是还是有点疑虑：是不是因为火车站人多，所以从那里上车的都搞一票制加快售票速度呢？但后来从北京的朋友口中确认了：不论远近，就是2元钱，地铁坐遍北京全城！

而且这个票价是从去年奥运的时候就开始执行的，直到昨天，整一年过去了，仍然没有调整。看来是我太老土了，直到这次有机会再去北京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消息。而上次去北京的时候我惊讶的是公交刷卡只要4毛钱（这次知道更多的学生刷卡是2毛钱），看来首都的“发展”真是日新月异啊！

对于在北京生活的人来说，这么低的公交票价当然是大幸。即使是我现在住的这个江淮小城，一个月在出行上花个百十来块也是很平常的；而每次去上海的时候，在公交地铁上更是要花不少银子。以低票价来支持公众选择公共交通当然是明智之举，但是如果低到比福利国家还要低，那未免代价也太大了。

修地铁要花多大的代价是世人皆知的（全世界只有香港地铁是盈利的，与之对应的则是香港地铁的高票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上马这么大规模的地铁建设，又将票价定得这么低，是完全违背市场原则的。当然，各个地方大兴地铁建设的时候恐怕并没有考虑过要通过成本核算来制定票价，如果那样的话，恐怕没有几个城市敢修地铁了吧。有政府的支持和补贴，各个地方就敢逆市场规律而行；虽然票价是压下去了，可到头来，还不是要纳税人为政府的补贴埋单。最大的受益者，则是那些借着大兴土木疯狂敛财的蛀虫们；基础设施建设早已经成了少数人假公共利益喂肥自己的“夜草”了，更何况还有“政绩”的诱惑呢！

长久以来，举全国之力来支持北京的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借奥运之机更加大对北京建设的投入也是有目共睹。但如此优待首善之区，不啻是借搜刮地方来往中央的面子上贴金──就这点来说，胡所谓的“学朝鲜”倒是学得惟妙惟肖。而今朝之势，也越来越像朝鲜了，只是人心，比还在迷信中的朝鲜更险恶罢了。

powerholic

今天证道结束之后，听得一位作公务员的姐妹的分享一件小事，颇为感慨，遂录之。

她说初信主时生命并无多大改变，一次跟出租车司机发生口角，居然出言恐吓该司机说要让他连车都开不成──该姐妹虽然在政府部门工作，但其单位跟交管部门或出租车运营部门并无关系。

当然，这位姐妹分享出来是要作对比，感谢主带给她生命的改变。我也看到了这位姐妹在教会中是如何成长的，当然也为她感恩。

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听到她说的这件小事时，我暗暗地吸了一口凉气……的确，这位姐妹仰赖神恩，当时也马上受圣灵责备，并未言出必行。不过我不禁也思想，如果她当时没有信主或者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呢？如果她果真动用关系、权力，是不是这个出租车司机的饭碗就真的保不住了呢？

于有权者而言，只是为顺一时之气；而对一介屁民来说，则是生计大事。倘若事情真如这位姐妹当时所赌咒的那样，不知道那位司机大哥是不是会后悔当初不该逞一时的口舌之快……抑或委屈求全……或是也针尖对麦芒，纵使丢了饭碗，也不能受人欺负……

当然，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怎么想象都可以。只是，这样的事情在别处别人那里，已经重演了无数次了吧，这正是悲哀之处。

the tearing body

在贵国，真相总是昂贵的，即使一而再再而三地付出人命的代价，我们还是无法得到。

作为屁民，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知6.26韶关事件的真相，就像我们只能凭着有限的逻辑常识和推理从有限的公共信息中去仔细排查，才能了解一个个关于反腐、矿难、群体性事件…那些本来不应该敏感的敏感事件的真实面目。在这个年代，要作一家有公信力的华语媒体实在是难上加难，不是没有人有心，而是在这张大网之下，大家都太无力了。

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是一件新事。按照历史发展的自然脉络，“中国”的意义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汉人的国度。所以，当汉人强盛到可以将其他民族纳入自己的版图的时候，往往是需要付出重大代价的。历史上的方式无非两种：笼络和高压。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历代的统治者们都清楚一个事实（部分地也是由于技术上的限制），要想保持民族间的和睦，一定不能强行进行民族融合，各个民族必须要在各自的范围内活动，因为未加控制的民族间人口迁移是民族冲突的诱因。所以，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不论是汉人在华夏之地掌权，还是其他民族得势，都会在不同的民族之间筑起藩篱。除了在边境上进行少量的通商，大规模的民族人口混合是被禁止的。

汉人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如何维稳，这是任何在中国当权的人都必须谨慎处理的。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之前（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尊重民族自决），除非是将各民族（至少是人口众多的民族）相互隔绝起来，否则也要严格地限制大规模的民族混合。但是今朝似乎不信这个邪，以为自己比前朝的先人们都技高一筹，虽然也是笼络加高压，但为了作出一副民族融合的“盛世”之景，将汉族与汉化甚少的少数民族偏要混合起来；对于少数民族来汉族聚居区活动，就摆出一副无比欢迎的态度，以至于为了所谓民族团结，可以割让汉族人的权利，甚至对于少数在汉族聚居区行蛮横龌龊之事的少数民族人口，也抱之以纵容的态度。

而对于汉人中的屁民，今朝已经是欺负惯了，不论出了什么事，用的都是吓、压、骗、瞒的手法。而在少数民族地区，为了最大限度地稳定和既得利益，除了拉拢少部分少数民族权贵之外，对于大多数少数民族人口，也是采取压制的手段。这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在汉人聚居地，汉人官僚压制汉人平民；而在少数民族地区，汉人官僚则压制少数民族的平民。

今朝高调地要搞民族融合，对于民族人口的流动没有任何的引导性措施（大多数时候只能说是盲目鼓励），也没有任何实质的工作来帮助民族间的了解。所以，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只能是通过民间的和最直观的印象去认识的。而在民间，由于民族之间本来的差异就很大，难免产生误会，并将各自的缺陷放大；在缺乏专门的引导时，这种迭加效应导致的就是民族间的误解上升到排斥，最终走向相互地仇视。而这时候，官僚集团就成功地转嫁了他们愚昧的民族政策和集权统治的后果：将专制政府与人民的对立装扮成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

所以一旦出现民族间的冲突，统治集团所要做的就是安抚在冲突中损失较大的一方，打压似乎暂时得势的一方。这种实用主义的绥靖造成的恶果就是：冲突中的双方都会认为自己吃了亏，而使自己吃亏的，就是对方的民族。

今朝的恶毒之处就在于，为了自己可以得到最大化的利益和维持统治，一方面对于每个民族的百姓都是虎狼之势，另一方面又对于自己造成的恶果推诿塞责；任凭民族间的对立之势愈演愈烈，撕裂了这个原本就不紧密的多民族共同体。而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要遭受被撕裂的切肤之痛。

如果不同民族的人所要的不是分裂后的独立，而还希望在同一个国家里生活，唯一的出路就是，拒绝被统治集权欺骗和撕扯，各民族的同胞联合起来，一同斩断今朝这个祸根。

return to new start

很久很久没有写了。在这里呆得越久，手上的事情就越多，写东西就越少，人也越不想写。不像以前，哪怕再忙再晚，只要有东西都要写下来。最近大有老年痴呆的趋势，害怕再不写点东西的话，脑子就冻结了。

最近思考的问题是，人何以理解他人。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不可能给出一个答案，但是这个问题时常会蹦出来，就闲扯一下吧。

1. 人可以相互了解和理解，但是会故意曲解。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比不理解还要可怕，因为这不仅是认识论的范畴，更是伦理学的范畴了。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不可告人的动机。成年人在交流的时候都知道人言不可尽信──硬币的反面就是：人不可尽言。存在人心里各种的不良动机使得人会伪装自己的想法，因而在交流的时候大多倾向于有选择性地接受信息，在回应时也已经习惯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回应对方。尽管甲的意思是A+B+C+D，但是乙在听的时候却可能只回应A+B，不是因为乙没有听到C+D（有时甚至连那个隐藏的N或X都能听出来），但是为了保护自己处于交流的有利地位，乙会故意忽略掉C+D。往往这种时候，除非事关重大，否则甲和乙之间会有一种默契：甲在进一步回应的时候，也就故意不再去提C+D（原因不一而足，可能为了避免撞破的尴尬，也可能双方都已经习惯这种交流方式）；就算是不死心，也不会直接再提，而是会说C1+D1这样的内容；但是一般都会加入新内容，比如E+F，甚至不加入新内容的状况都很少，因为只是继续A+B的话题，迟早会露出故意忽略的意图，因而加入了E+F，继续有可以忽略的选择，从而保持一种让双方都融洽的模糊性。此种情况非常普遍，而违犯此种情况的人往往会被人认为是“一根筋”，或者觉得此人“不够成熟”。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这人“熟过头”了，不是不知情，而是有意为之，故意隐藏自己的世故，但是若遇到更“成熟”之人，这点小把戏也是瞒不过的。

2. 明明是误解了，却还以为理解了他人尚未看透的东西。这种情况之普遍，丝毫不亚于情况1。这一点的问题在于一种信息的不对称和各人思想深度的不同。对于一个比较自我封闭的人来说，TA可能总是只表达自己部分的想法，在寡言少语的时候，他人对于TA的情况还能有正确的认识，但是如果TA在待人接物方面并没有自我孤立的情况，那误解就容易发生了。因为这个时候他人收到的很多信息可能是经过精心选择而传递出来的。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情况十分地普遍。但是不全是因为个体性格造成的，也跟整个社会的信任度缺乏有关。因为道德的人为贬值，有一说一的机会成本变得越来越高。自我封闭而寻求保护就成了更“划算”的选择。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对特例的简单化处理，相比前者，这是一种公共危害较小的形式，但是对“特例”本身来说，付出的代价却更高。简言之，前者的代价是多数人付的，而后者则要少数人来买单──代价就是能够坦诚和透明沟通的可能。但是因为人往往会有自作聪明的倾向，所以误解其实是很难消除的，尤其是在没有受过基本逻辑训练和思考维度单一化的人群中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先暂时列些这两种。如果再想到其他的，以后再话。

overplay the world

这是一个被过度消耗的世界，而我并不是在谈论资源和环境。

年轻人们正争先恐后地尝试着不同地消耗方式。他们的眼睛里吐露出对于未知的好奇，他们的言谈中洋溢着坦诚的冲动。幸运的是，我们的世界还可以承担他们大多数人的欲念。尽管每个人都会为自己负责，但是代价正变得越来越不值一提。

当你的想法追不上他们心灵的──或者感官的──速度，你不一定要怀疑你的青春已逝，因为那可能只是对你的灵感敝帚自珍。

地理和影像正变得重要，因为“别处的生活”需要被展现。何况，眼睛总比双脚踏得更远。

文字则更经不起磨损，或只能寄生于声音与图像。解释已被解码取代。

我不知道还要多久我就会承认：这世界已没有严肃的主题和方法。或者这个时代拥有太多的天才？

我知道有人向往欧洲，为着那份代价高昂的安逸──付帐单的不只是你的父母，还有我们和他人的历史。不用羞于承认在美景和美食背后是安逸，可我发现你也并不羞于承认会流连不同的床单。

我知道荒原正在召唤。的确会有涤荡，不计其数的人和你志同道合，连同被清洁之前的在消费的大河中受洗。

我知道现代哲学作品对你的吸引力，但如果你执意把这叫作思想和阅读，我求你放过经典。

我了解你需要表达，但用不着总是喷薄而出。

我认同你需要更加深刻，但那免不了真实的痛苦。

也许不被认可令你愤世嫉俗，可你否定起来却轻车熟路。

你并不那么愤怒，或许你只是习惯了大声。

很吵的，知道么？

ask for LEADERSHIP!

大家对美国现在的金融危机有了越来越多的反省了，看法各异：金融体系本身的问题，人性贪婪的根源，自由经济哲学的衰退，全球市场的新情况…不论这个问题是怎么样产生的，但是状况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领导力”的缺失。

布什总统自不待言，他差不多成了众矢之的，即使他是真心诚意地要挽回金融体系的崩溃，但是大家还是很自然地怀疑他现在如此大声疾呼“救市”，有没有什么更深层次的deal。当然，就目前的状况来看，deal还远没有达成。

而国会层面，因为面临着改选，所以很多的议员很难在这个时刻敢于顶着选举压力，逆选民之好而表现出任何的“救市”倾向。众议院议长洛佩西的言行不一致不知道是意在解决金融危机，还是力图打压对手，但无论如何，结果肯定是她本人的威信下降。其他议员更是发表着民粹性的“政治”演说，而不是真正在给出有预见性的解决方案。

最前台的人物，财长保尔森，尽管最开始就抛出了解决方案，也在国会对质了听证，但是无奈的是并没有那么强的说服能力──更可能的原因是，作为布什总统的幕僚，他的独立性已经大打折扣了。到目前为止，他还不敢把“国有化”这个词吐出口，也看见他并不愿成为一个反里根信条的出头鸟，尽管他已经走在这条道路上了。

至于两位总统候选人，多多少少可以原谅他们的是目前的选举局势大大限制了他们的手脚。McCain虽然口口声声地要回到议会去“发挥影响力”，甚至还想推迟第一场公开辩论，但是到了华盛顿，却坐在圆桌旁边大气都不敢出，表现让人颇感失望；而Obama也好不到哪里去，就是不敢点明“救市”其实还是为了挽救整个金融乃至经济体系──无论如何，民众的情绪成为了两位候选人更优先照顾的选择。毕竟，这个时候任何的“出风头”，都有可能让自己在11月5号的时候付出代价──虽然也有可能是得到意外的惊喜，但是谁又敢冒这个险呢。

而民众的怒气，更多地集中在那些华尔街的高管身上。“救市”方案通不过，一方面是民众担心这些钱最后大部分落到了那些疲软公司的管理层袋中；另外一方面，他们更不愿意拿自己的钱来为这些“无能的”管理者们的错误买单。而目前为止，也没有哪一位金融业的CEO敢出来保证自己能够带领公司脱离困境，更多地还是在巴望着国会山能够在近期通过修改后的“救市”方案──毕竟，道琼斯指数给了史上最大单日跌幅的脸色之后，这样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是，民众对于金融公司的管理层能力的质疑显然已经很难挽回了，而这样的“成见”一旦形成，要消除它则更难了。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在这个最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的时侯，美国这个如此强调“领导力”的国度里面，竟然没有一个可以真正地发挥“领导力”的领袖站出来。不管他/她是站在民众的对立面，还是站在整个金融市场的对立面──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现在已经不可能左右逢源了。这个（或者这些）领袖需要某种“力排众议”，才能及时地给出真正发挥作用的方案来。

前晚的“7000亿方案”被否决和股市的应声下挫之后，可能很多议员马上意识到，“民意难为”并不是立法者的金科玉律。所以马上回到各自的州中，应该是和他们的选民们“打商量”去了。但是，这样的反复之举纵然最后可以在“救市”的问题上发挥作用，但是对于国会对于政策预见性的信任必然有影响。

我更关心的是，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另一个更可怕的危机，就是领导力的危机。看来，我们需要重新评估一下美国人的领导力方法和实践了。

what to move

我们在谈论建立“属灵运动”的时候，往往会和“事工”的概念做对比，一个最简单的划分是这样的：

1. 将失丧者和基督相连
2. 改变生命的门徒造就
——————-
3. 倍增门徒
4. 自产资源

一个比较被认同的看法是，当我们具有1、2的时候，这是一个不错的事工了，而只有我们开始3、4，我们才能够说我们在建立一个属灵运动。所以，一个比较强调目标导向的事工团队往往会很在意到底什么是建立运动的关键，同样的，从一般的角度来说，3往往是最被看重，相对4更作为“结果”性的一个表征，3在操作的层面更需要被满足。特别是在一个节奏更加快或者自身资源相对较少的事工模式当中（比如催化型事工或者都市型事工），强调领袖的建立和装备成为事工团队的重点。毫无疑问的，从果效出发的逻辑来讲，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看到一个令人失望的局面，就是我们可能拥有了少数的领袖或者潜在的领袖，然而，那也是通常我们实际拥有的全部。一个自然的反应是倍增出了问题：我们会重新来考察现有领袖的倍增能力或潜力，看他们过去的表现来判断他们是否忠实地运用了倍增的策略并努力实践。另外一种局面是我们重新从关注领袖回到关注倍增门徒的状况，当然，这个“倒退”是痛苦的，因为如果我们把现有的领袖头上的领袖“光环”拿去之后，我们所向往的“运动”的前景似乎就黯淡下来了。

我得说，在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处于一个岔路口了。我们可以有两种的思路去反思：一种是这样的“倒退”停留在3的部分，我们会努力地去改进如何建立倍增者，或者帮助一个从倍增者而来的领袖去倍增更多的倍增者；另一种则需要继续地“倒退”，即我们要反思到一个地步，看看我们在1和2的方面是否忠心的去完成了。

可能这听起来有点过分了，但是如果再考虑一下建立属灵运动的这四个要素，我们会发现其实最大的鸿沟并不是2和3之间的，而是1、2和3、4之间。这并不是一个文字游戏，而是一个很严肃的事实。让我们重新来考察我们做事工思路：

a. 我们首先要传福音（或寻找已有的基督徒）；
b. 然后是跟进帮助初信者（或者找到的基督徒）成长；
c. 伴随着事工上的挑战，我们可以开始考察他们是否有潜力成为一个可能的服事门徒
d. 在给与更多的装备和委派之后，我们会考虑挑战他们向着倍增门徒的方面发展；
e. 之后就是帮助其中的可以作为领袖的人发展领导者的能力和品格；
f. 将事工合适地转交给已发展的领袖。

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期待的运动就历历在目了。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所“做”的事情呢？几乎可以不假思索的，我们这么想：

1-a
2-b & c
3-d & e
4-f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遇到向“运动”前进的障碍时，我们会自觉地去回顾在发展倍增门徒和领袖方面的内容，并且尽可能在d和e两个方面去做调整。然而，我们可能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这1-4是4个要素，而不是4个阶段。我们不能用a-f这些阶段性的具体的事工内容将其和1-4一一地对应起来；更不能进一步用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去疏通我们以为的运动的“瓶颈”。

那为什么1、2和3、4之间又是有差别的呢？不是因为它们在目的上彼此分隔，而是在具体操作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发现，1、2更趋于一种微观的事工模式──从生命影响生命的角度来看，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事工──所以，在此阶段，我们更多采用一对一的方式；而3、4则更要求我们从整个事工目标群体的层面上去采取行动，在此阶段，我们会引入小组造就和帮助建立服事团队。

我们在此暂时跳出我们的事工，来考虑教会的方式。在一个植堂型教会或者拓展型教会中，我们也可以看到1-4，当然他们会有更多的比如牧养、教会圣礼等方面的内容。但教会的最大不同是，他们所有的，都是在群体层面去进行──甚至领袖的建立，往往也是以领袖培训营，而非师徒相承的方式。这是从基督的身体观念出发的事工方式，而不像我们的事工中的状况：参与者在身份上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但是在进行事工的时候却没有建立基督身体的观念──这个是我们在教会之外进行事工的最可能的结果。

回到我们的事工。如果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属灵运动，我们不是凭空地兴起它。我的意思不是没有发起和参加运动的人，而是它会变得不那么“属灵”──发起一个属灵的（spiritual）运动，但是参加者没有可以承当这样运动的灵性（spirituality）。我们先抛开那些出于我们私欲──获得个人“成功”或者从果效而来的满足感──的原因，从关注运动因素本身的角度看──重新考虑我们的运动在1、2的方面是否经得起检验──会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抓住问题的根本。

什么在推动这我们的运动？并不是“属灵运动”策略本身，一个缺乏这样策略和哲理的教会和事工机构照样能够持续地影响人，一个忠实跟随这个策略和哲理的教会和事工机构也很可能无法“运动”起来，或者运动戛然而止。不是操作方法的问题，而是驱动力的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从实质上将失丧者和基督相连，并以圣经的教导来帮助他们成长，我们是不可能得到可以参与一场属灵的运动的人的。将失丧者和基督相连不是带人信主那么简单──更不是带一个人最终走到“决志”这一步；改变生命的门徒造就也不是用材料的进度和参与事工的程度来衡量的。你会发现这两点才是一切事工或者属灵运动的核心（当然，教会更多是透过牧养，而不是门徒造就来达成信徒生命的改变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没有因着神的真理和恩典而改变，就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属灵上的成长，那么即使他/她无论怎么会做事情，或者在那些让一个基督徒看起来像基督徒的“规条”上面做得不错，他/她不是属灵的倍增者，建立属灵的运动。所以，我们可以说，1、2限定了3、4的性质，1、2才是我们总是要考察和评估的重点。我们不只是要看参与在我们的事工中的人在怎么教导，怎么造就，更要看他们教导和造就的是什么；不只是要关注方法，更要关注内容。

所以，我们的信心并非是对“运动”这个哲理本身的信心，而是对神将人的心意夺回的能力和恩典的信心。

are we Ephesians?

似乎今日的很多教会和机构在反思为何自身的事工遇到瓶颈的时候，喜欢做一件事情：回顾教会和机构本身的历史，并且邀请其中的成员去回想个体在基督里的“起初的”经历。因为他们觉得，这其中的原因是：丢失了起初的爱心；所以要将其重新拾回。

我们常常希望从圣经当中找到一个比方──令到我们得到警醒（如果不是为了获得某种宽慰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帮助我们从“前车之鉴”当中可以获得某些提醒和更新。但是，这个方法的前提是，我们可以看自己“合乎中道”，真的在圣经当中找到我们的“位置”。

约翰在启示录中写信给七个教会，分别地将基督对于七个教会的审判传达给他们，按一般的观点来看，以弗所教会是受到责备最少的，但是基督的指责依然很严厉：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这的确是我们应该检讨和深省的地方，因为我们的属灵历程里面奔跑的时候会疲惫，会枯干──如果没有连接于葡萄树上的话。然而，我们首先应该问的是──我们真的如以弗所教会那样吗？别忘了，在七个教会当中，它是得到正面评价最多的那一个：“劳碌、忍耐…不能容忍恶人…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启2:2-3）而根据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里面，我们更可以看到这个教会是如何地“信从主基督，亲爱众圣徒”（弗1:15），了解这个教会的信徒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弗1:1）。而根据我们可知的对于以弗所教会的了解，这个教会在教导上也是毫无指摘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分辨假使徒，还有保罗给提摩太的提醒，“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2:15），对于其中混乱教导的人要格外地防备。这些都一再地向我们显明，即使以弗所教会后来面对一个危险：离弃了起初的爱心，然而，我们并不能轻易地将我们现在的处境和他们作一个对比，除非我们首先如他们那样在真理和服事上的完全。

肤浅地将“起初的爱心”理解作为我们在基督里面的那些“经验”是危险的，这将导致我们在缺乏真正地对自己信仰根基检视的处境下就过快地用一种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态度去寻求信心的价值。当然，我毫不怀疑，这样的方式可以一时的奏效──甚至这个“一时”是“一生”的时间，因为神有特别的怜悯和恩慈。然而，一个正途是，我们不止要在属灵情感上去和基督契合，也要竭力进入到真理上的全备的地步。Jonathan Edwards提醒我们人类败坏的彻底性，要我们将人类处于己心的情感用圣经的真理来做检验，因为他很清楚：“人类出于自己的一切的美德是与神为敌的”，因为那是使得我们导向自义和骄傲的坦途。

显而易见的是，今天我们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有技巧的情感控制和情绪推销（往往还伴随着所谓的“异象传递”）的后果是，要么是信徒对于没有教义实质的信息越来越麻木，要么就是将信徒推向敬虔主义毫无盼望的负罪感之中。随之而来的还有“剂量”更强的情感“注射”。

在我们觉得自己要面对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省察的是：我们真的配称得上是像以弗所那样的教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