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ine first please

半年前，某著名福音派机构的最高领导在一个公开的宣教会议上曾表示，他相信“大使命”将在这一世代完成，他甚至表示会在10年之内完成。

听闻后，我也找相关的人士希望澄清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毕竟在该机构的公开宣告中还没有这样的预测。

但是最近该机构在内部会议中，这位领导又提及同样的话题，并且给出了若干理由。

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看作该领导希望将这个机构所带往的目标和他们努力的方向。

在取得更多确切的信息之前，我暂且不去评论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有相关人士可以看到的话，可以给我一个关于“大使命”的定义吗？免得我的话说出来成了论断了。

the tearing body

在贵国，真相总是昂贵的，即使一而再再而三地付出人命的代价，我们还是无法得到。

作为屁民，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知6.26韶关事件的真相，就像我们只能凭着有限的逻辑常识和推理从有限的公共信息中去仔细排查，才能了解一个个关于反腐、矿难、群体性事件…那些本来不应该敏感的敏感事件的真实面目。在这个年代，要作一家有公信力的华语媒体实在是难上加难，不是没有人有心，而是在这张大网之下，大家都太无力了。

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是一件新事。按照历史发展的自然脉络，“中国”的意义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汉人的国度。所以，当汉人强盛到可以将其他民族纳入自己的版图的时候，往往是需要付出重大代价的。历史上的方式无非两种：笼络和高压。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历代的统治者们都清楚一个事实（部分地也是由于技术上的限制），要想保持民族间的和睦，一定不能强行进行民族融合，各个民族必须要在各自的范围内活动，因为未加控制的民族间人口迁移是民族冲突的诱因。所以，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不论是汉人在华夏之地掌权，还是其他民族得势，都会在不同的民族之间筑起藩篱。除了在边境上进行少量的通商，大规模的民族人口混合是被禁止的。

汉人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如何维稳，这是任何在中国当权的人都必须谨慎处理的。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之前（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尊重民族自决），除非是将各民族（至少是人口众多的民族）相互隔绝起来，否则也要严格地限制大规模的民族混合。但是今朝似乎不信这个邪，以为自己比前朝的先人们都技高一筹，虽然也是笼络加高压，但为了作出一副民族融合的“盛世”之景，将汉族与汉化甚少的少数民族偏要混合起来；对于少数民族来汉族聚居区活动，就摆出一副无比欢迎的态度，以至于为了所谓民族团结，可以割让汉族人的权利，甚至对于少数在汉族聚居区行蛮横龌龊之事的少数民族人口，也抱之以纵容的态度。

而对于汉人中的屁民，今朝已经是欺负惯了，不论出了什么事，用的都是吓、压、骗、瞒的手法。而在少数民族地区，为了最大限度地稳定和既得利益，除了拉拢少部分少数民族权贵之外，对于大多数少数民族人口，也是采取压制的手段。这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在汉人聚居地，汉人官僚压制汉人平民；而在少数民族地区，汉人官僚则压制少数民族的平民。

今朝高调地要搞民族融合，对于民族人口的流动没有任何的引导性措施（大多数时候只能说是盲目鼓励），也没有任何实质的工作来帮助民族间的了解。所以，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只能是通过民间的和最直观的印象去认识的。而在民间，由于民族之间本来的差异就很大，难免产生误会，并将各自的缺陷放大；在缺乏专门的引导时，这种迭加效应导致的就是民族间的误解上升到排斥，最终走向相互地仇视。而这时候，官僚集团就成功地转嫁了他们愚昧的民族政策和集权统治的后果：将专制政府与人民的对立装扮成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

所以一旦出现民族间的冲突，统治集团所要做的就是安抚在冲突中损失较大的一方，打压似乎暂时得势的一方。这种实用主义的绥靖造成的恶果就是：冲突中的双方都会认为自己吃了亏，而使自己吃亏的，就是对方的民族。

今朝的恶毒之处就在于，为了自己可以得到最大化的利益和维持统治，一方面对于每个民族的百姓都是虎狼之势，另一方面又对于自己造成的恶果推诿塞责；任凭民族间的对立之势愈演愈烈，撕裂了这个原本就不紧密的多民族共同体。而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要遭受被撕裂的切肤之痛。

如果不同民族的人所要的不是分裂后的独立，而还希望在同一个国家里生活，唯一的出路就是，拒绝被统治集权欺骗和撕扯，各民族的同胞联合起来，一同斩断今朝这个祸根。

another day

新的一天开始了。但是今天，没有“又”。

我不想说得到了某种释放，但我的确有这种感觉。尽管责任并未减少，但是当离开某种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生存时，却离真实的自我更进一步。或者说，我可以重新回到“不成熟”的状态。我完全不认可卢梭式的浪漫主义，但是离开某种现代化，重新开始经历野蛮生长的可能却是值得尊重的。

勃南的树林已经向邓西嫩的山地移动了，如果我们只关心成王败寇的故事，桀敖不驯的勇士又何以能引人唏嘘。悲兮？喜乎？惟有沉重，方能深邃。